和《周颂·雝》相同，《周颂·载见》也是写助祭的，只是祭祀对象和描写重点有所不同。

《载见》的祭祀对象是武王，《毛诗序》谓“始见乎武王之庙也”，朱熹《诗集传》亦云“昭考，武王也”，后世诸家于此无异辞。按周时庙制，太祖居中，左昭右穆，文王为穆，则武王为昭，故称昭考。因此，“载见辟王”的辟王便是成王。“载”训始，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。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，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，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，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，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，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。周公极尽摄政之职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，《尚书》中的一篇《无逸》便是明证。诸侯“曰求厥章”，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，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。旧说《周礼》为周公所作，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。如此看来，《载见》的祭祀对象与《雝》不同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。《诗经传说汇纂》所说“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，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”的祭祀目的，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。

和《雝》所描写的“肃肃”、“穆穆”的神态不同，《载见》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，朱熹评之曰“赋”也。诗中“龙旂阳阳”四句，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：鲜明的旗帜飘扬，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，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，热烈隆重的气氛，浩大磅礴的气势，有声有色；八方汇集，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。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，是只求道出目的，不惜屡用套语，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，而《载见》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，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。这也足以说明，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，统治者不仅不排斥，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。

诗的后半部分，奉献祭品，祈求福佑，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，本无须赘辞，但其中“烈文辟公”一句颇值得注意。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，这令人想起成王的新即位，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。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；就臣子而言，先王驾驭得了他，他服先王，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；就新主而言，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因此，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，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，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。诗中赞扬诸侯，委以辅佐重任，寄以厚望，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，防止其离心，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。可见，《载见》始以诸侯，结以诸侯，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，实在并非出于偶然。